随后，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三部宪法一直沿用公民来表示基本权利的一般享有者，而国民则成为死语，人民则继续保留其政治属性。
有学者主张，应透过程序导入或人民之程序参与缓和法律保留原则。学界本来有很多讨论、实务上判决看法也不相同，但最高行政法院2008年12月份第3次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一）公布后，实务界认为通传会的行政处分诉愿案件应由行政院诉愿审议委员会审议。
[61] 黄锦堂：《行政组织法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版，第9页。如同其它法律一般，行政法学亦伴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生演变，在脱离民法之体系后，行政法学逐渐走出自己的风格，并架构本身的理论与体系，台湾地区亦无法自外于这股风潮，以下便针对几项较为重要之发展趋势提出简单说明。[61]其中法人化乃为提升政府施政效率，将原本由政府组织负责的大量公共服务自政府部门移出，另设行政法人之组织型态，[62]打破以往政府、民间体制二分法，使政府于政策执行方式选择上更为弹性，同时引进企业经营精神，使业务推行更专业、更有效能，不受人事、会计制度的束缚。又如高污染设施采分阶段许可，因此行政处分也应包括此种分割成数个部分许可的类型，承认每一部份均为实质上独立的行政处分，均有外部效力。几乎每个学者都将行政法的体系区分为总论与各论，以下分别说明：1.总论架构内容之扩充一般认为总论应包括基本原理原则、行政组织、行政作用及行政救济等四大部分，行政法学的框架固然大同小异，然其内容却是与时俱进而有所演变：如行政组织法之重心便由国家行政转为地方自治行政。
而考试院、 监察院更与行政院之权限有若干重叠不易区分之处，造成中央政府体制非常紊乱。[53] 行政法律关系于行政法释义学上的探究并非始自今日，然成为行政法学上的热点则是近期之事。同前注④，王世涛、汤喆峰文。
当由于部门法在价值观上滞后于宪法导致的一些非正义现象而从部门法体制之内又无法提供救济渠道时，笔者认为，从宪法层面加以思考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不但是增进宪法与部门法互动的一种机制，同时也是贯彻宪法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适当的救济。[17]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所以说，其违宪的结论的错误不言而喻。‘罪刑初定的刑事立法可能损害部分当事人的人权，同时并不具备差别对待的正当理由，因此违反了实质的平等原则。
[25]虽然把宪法中一些原则性的条款视为宪法对立法机关的委托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立法机关在何时立法、如何立法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余地，不易加以规范，但是把这些条款看做制宪者对立法机关进行立法的一种积极敦促，无论是对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是促进宪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新法究竟是否可以适用到既有违法犯罪行为和处于延续状态下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也就产生了新法的溯及力问题。
⑵存在与牛玉强案件相同的情形的案件。2、《刑法》第12条第2款不违反平等原则平等是一种表明与其他对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为前提，所谓平等权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给予同等保护的权利和原则。有学者把这一模式总结为从旧兼从轻原则。[16]有人主张对已决犯，新法减轻处罚的罪名无溯及力，但新法废止的罪名对其有溯及力，应当将有罪判决变更为无罪判决。
在牛玉强案件中，有观点认为新刑法对于同一行为以是否作出已生效判决为标准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这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在这种理念之下，为了更好的通过罪行法定原则实现对自由与安全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不断被拓展出新的内涵。我国1979年《刑法》的依据是1978年《宪法》，而1997年《刑法》的基础和依据是1982年《宪法》，由1978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这期间宪法在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1982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表示出了高度的重视，由宪法修改产生的国家价值观变化应该藉由国家立法活动传递到部门法之中，以促成宪法与部门法之间进行必要的互动和协调，然而目前我国宪法与部门法之间互动机制的缺乏导致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仅仅停留在重视技术化操作的部门法层面而忽视了从宪法层面加以关注的必要性，以至于对宪法价值观的贯彻也未达到理想状态，所以有必要通过对部门法的修改或解释活动使部门法的价值观进一步跟进宪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条款视为宪法委托是比较合适的。
而此时，通过宪法制度上的影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才会更加协调，个人价值和社会秩序价值才会渐趋统一，刑法的公正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关键词】宪法价值观。
（二）权利保护手段的具体选择1、立法的积极作为宪法的价值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具体立法来完成，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宪法中那些原则性的条款都可以视为宪法对立法机关的宪法委托，[24]目前关于这种宪法对立法机关委托的效力，普遍认为是宪法赋予立法者一个有拘束性的命令，来颁布法律，以贯彻宪法之理想，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立法者的一种政治或伦理的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法拘束性的义务。[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基本的安全需要就难以实现。
所以说，法治国家的建设首先意味着对秩序的重视和强调，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结合前述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历史及英国1215年《大宪章》的规定，足见罪刑法定原则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之大，而禁止事后法作为罪刑法定原则内涵一个侧面，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禁止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后法来达到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的目的，确保了公民免受擅断王权和立法的侵害，是罪刑法定原则权利保障功能的具体体现。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12条第2款的合宪性是没有疑问的。据考证，它最初源于英国的1215年《大宪章》，该文件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4]以上观点表面上是围绕《刑法》第12条的争论，但背后却透露出法的安定性与权利的保障之间的紧张，观点一和观点四对《刑法》第12条第2款合理性与合宪性的质疑恰恰也发端于此，究竟哪一方应该为法治所侧重、有利溯及是否可以及于生效案件以及如果不能溯及，是否应该对这些生效案件（依据1979年《刑法》判刑且生效）中遭受不适当量刑的当事人加以救济以及如何救济等问题均不无讨论的余地。就目前我国社会形势来看，社会法治秩序处在逐步完善之中，笔者认为对秩序的强调应该处在首要位置，只有这样才更加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司法公信力以及人们对法治信仰的增强。
当然，这在目前的法律上可能依据不足，但却显然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然而，但凡刑事案件，无非存在尚未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和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这样两种状态，在当时封建专制王权的时代，对那些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和那些行为作出时尚无规范依据的案件而言，禁止事后法这一认识显然具有其时代上的进步性和意义。
观点二认为，认为牛玉强应该继续服刑，因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是讲究罪刑初定的。[23]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下册，山东出人民版社2001年版，第563页。
所以，该原则的主要功能是避免事后对当事人更为不利法律的适用，避免导致犯罪嫌疑人面对更为糟糕的处境，由此可见，溯及力原则内涵是在面对标准多样而评价对象单一时的情况下如何选择适用标准的问题，显然与前述分析平等权救济适用条件是不符合的。特赦是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
但是，即使已经最后宣判、罪犯已经服刑，有利于罪犯的刑法条款仍具有溯及力。所谓禁止事后法也就是刑法只适用于其施行以后的犯罪，而不追溯适用于其施行之前的犯罪，这是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客观要求。如果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尚未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如果适用新法对当事人权利保护更为有利则适用新法，产生了有利溯及的法律适用规则，如我国的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刑法领域，关于溯及力问题的主张较为鲜明——禁止事后法，也就是禁止溯及既往，新法对既有犯罪行为不具有效力。[23]这同时也是贯彻溯及力原则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功能的体现，更符合宪法的人权保障精神这一价值追求。
固然溯及生效案件不免会松动已形成的法律秩序，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新法有助于排除法律秩序的不确定性及不明白性时，才许可溯及之。特赦的特点是：对象是特定的而犯罪人。
而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均衡残虐的刑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 [10]。然而从禁止事后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宪法功能、我国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所带来的国家价值观上的变化以及一些国家刑法对生效案件采有利溯及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在价值观上应当进一步跟进宪法，应对遭受不适当量刑的当事人予以适当的救济。
而宪法是秩序和权利之间的重要平衡器，刑法这一溯及力模式的选择是否符合宪法要求，有利规定不能适用于已生效案件是否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是否有必要扩大溯及力适用的范围[16]，则不无疑问。光阴荏苒，时空悬隔，由于经济生活的变迁。[1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溯及力应及于生效判决，对生效案件没有溯及力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同时这也是以人为本法律适用的结果。[2]观点三认为，流氓罪虽然被1997年《刑法》取消（所谓取消实际上指流氓罪在1997年《刑法》上被分解为多干个罪名，这其中包含寻衅滋事罪），按照当时牛玉强犯罪情节，其犯罪情形符合1997年《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仍然是新刑法所打击的对象，所以其还是有罪的。
如：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罪名罪状的明确化、具体化，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引。虽然这些认识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是对罪刑法定原则重要性和内涵上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而对禁止事后法作为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一个侧面表示出了高度的一致。
法的价值在于形成秩序，在形成秩序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是评价特定法律价值的唯一标准。同时按照《刑法》第12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依据过去的法律和政策定罪判刑，是一个有效的判决的，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下即便在之后法律发生了变化，认为这种行为不是犯罪了，那个判决依然有效仍然应当得到执行，从这两点来看，牛玉强原刑罚仍应当执行。
（三）《刑法》第12条第2款的合宪性从《刑法》12条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由于刑法的变化而导致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已经得到刑法的明确，这没有任何疑问。其原因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牛玉强案件中，评价牛玉强行为的依据是具有正当性和宪法根据的1979年《刑法》[20]，牛玉强案件依据当时刑法规定和形势政策要求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具体量刑结论的得出在当时也是有规范依据和必要的考虑因素（如主观过错、目的动机和社会危害性等）在内的（虽然这部刑法在明确性和具体化方面欠佳），在当时也是被认为是罚当其罪的。